《中國印刷史新論》：逾越語言陷阱，追隨疑難問題的本相

北京日報 | 做者 艾俊川

《中國印刷史新論》，艾俊川著，吉印通書局出書

印刷史已成為

中國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

中國是印刷術的故土，也是印刷史的故土。但古代中國不斷未能產生一部全面系統研究印刷史的論著。曲到清末民初，起頭大量編錄歷代印刷史史料并有所論斷，為后來的印刷史研究奠基了根底，當時中國傳統印刷術正在退出汗青舞臺。在隨后的一百多年里，中國印刷史研究不竭深切，功效蔚為大不雅，印刷史已成為中國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。

當前中國印刷史在學科建立、史料挖掘、辦法運用等各方面均大有建樹，但毋庸諱言，與任何學科一樣，印刷史研究也有不敷之處。比力明顯的是，一些重要問題未得到處理，如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、某些活字版的材量和造做辦法等，都存在爭議，尚無定論。相對隱晦的是，若干已有的“定論”存在疑點，難以令人信服。那些問題，客不雅上是研究質料不敷形成的，但在看待已有質料時，未能對峙以實物質料為次要研究對象，而是過于依賴文字質料；在操縱文字質料時，又未能對前人所言所記的實在性和實正含義停止考實，以致于落入語言陷阱，誤導了研究成果，也是重要原因。

印刷史是一門手藝史，研究手藝和工藝的榮枯變化，與單純的文史研究比起來，其研究對象和論證根據愈加豐碩，既有實物，又有文獻。實物包羅印刷東西吉印通廢品，文獻則包羅對手藝、工藝的申明和一般記載。但印刷術又是在生活中產生、利用的手藝，人們對身邊事物往往視而不見，對相關史料無心留存。從手藝材料看，除了晚近的雕版和木活字，早期印刷東西根本失傳，手藝、工藝申明存世無多；從文獻材料看，大都時候未留下詳細、可靠的記載，今天的研究只能按照前人的只言片語來闡發揣度。那就引出另一個問題。古今語言雖有延續，語義卻在不竭變革，再加上文言浮夸不實、含義模糊，令人不克不及準確理解，容易構成誤讀和曲解。那可分為幾種情況：一是某些詞語的含義古今差別，今人失察招致誤讀；二是前人做文喜用典故，或利用習慣語言來描述重生事物，用詞禁絕確招致曲解；三是語出多歧，對統一事物有差別記載，令人難以抉擇。

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中，重要而紛紜的爭議集中在兩個范疇，即雕版印刷的起源和活字印刷的工藝，而在那兩個范疇，都存在因對古漢語理解差別而招致的概念不合，存在良多誤讀和曲解。誤讀非僅發作在現代。關于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，在古代即有多種說法，其按照都是古書中某個看似描述“印刷”的詞語。如清人鄭機以《后漢書·黨錮傳記》中“刊章捕儉”一語為證，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東漢；明人陸深、胡應麟等以隋大業十三年（61*）敕“廢像遺經，悉令雕撰”為證，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隋代。那些立論按照，顛末學界頻頻辨析，均確定為誤讀。與活字印刷出格是金屬活字印刷手藝有關的研究范疇，同樣充溢著由前人含混記載帶來的事實不清和概念抵觸。能夠說，中國印刷史研究中的重要爭論，良多是由語言問題引發的，足見語言陷阱實在存在，而要逾越那個陷阱，必需以實證為橋梁。

中國印刷史研究有一個龐大優勢，

就是擁有巨量冊本等印刷品

印刷術是一種適用手藝，研究汗青上的印刷問題，更好的實證材料是各類實物，如印刷東西、印廢品，其次是手藝文獻。中國印刷史研究存在東西缺失、文獻記載不敷的困難，但也有一個龐大優勢，就是擁有巨量冊本等印刷品。它們是印刷手藝的間接產品，其墨痕印跡保留了東西、工藝的各類細節，足以在研究中闡揚重要感化。

在中國古籍版本判定傳統中，較早已呈現了通過察看版面文字圖像來判斷版本類型、版今年代的辦法，俗稱“不雅風望氣”之法。前賢們不雅望的“風氣”，次要是差別時代的差別印刷手藝映印在紙上的工藝特征。

總之，研究中國印刷史，在古代印刷東西缺失的情況下，要從印刷品實物和文獻記載兩方面動手。一是應認實察看印刷品版面，記錄各類墨痕印跡，闡發構成那些陳跡的手藝原因，確定差別印刷手藝的版面特征，反推印刷東西和工藝。二是要用版面特征與文獻記載對照，查驗記載的準確性，若二者不克不及契合，應起首接納版面證據申明問題。三是對與實物手藝特征不符或沒有實物能夠對照的文獻記載，要停止語言考辨，確定詞語的實在含義。

本書聚集的三十余篇文章，就是測驗考試運用上述辦法研究中國印刷史、追隨本相的成果，內容涵蓋雕版印刷、活字印刷、近代印刷和出書文化等多個方面，涉及印刷史上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難問題，如“印紙”與印刷的關系及雕版印刷起源年代，金屬活字的材量與造做、排版工藝，近代出書軌制的摸索與成立，等等。那些問題，有的以往在學界停止過劇烈討論，有的已構成“定論”，還有的不斷未被發現或存眷，本書對它們都做了基于實證的研究，得出一些與過去差別的結論，那也是本書取名為《中國印刷史新論》的原因。當然， 書中對各項問題的切磋和結論能否成立，“新論”能否名副其實，尚須讀者諸君攻訐與查驗。

（做者為北京印刷學院兼職傳授）